来源:中华书画网  文章作者:佚名

  藏品故事

  每件藏品的背后,都有一个难忘的故事。梁金生曾接手了一件国宝级文物——由天津潘大卫的母亲捐赠的“大清乾隆御制珐琅冰箱”。

  说起这件文物的来龙去脉,颇为曲折。1966年的“破四旧”浪潮,是年8月波及到天津潘家。红卫兵们在顷刻之间,就席卷了大量的古玩字画,并砸碎了很多珍藏瓷器。与大批字画一同被查抄的,就包括这对国宝级文物珐琅冰箱。这藏品是潘大卫的外祖父在上世纪30年代经由徐世昌的弟弟介绍,耗费3500大洋的巨资买下的。当时购买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文物外流。

  然而落实政策后,大部分被抄文物被退回,却少了那对珐琅冰箱。“少了哪件都行,就是不能少了这冰箱”,当时潘家甚至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写了一封信,希望能引起国家的重视,不要让国宝流失到国外。几经周折,直到1985年,珐琅冰箱才终于在北京东城区委党校的地下室里被找到。

  认领物品时,潘母当即决定将这对珐琅冰箱捐赠给国家,捐赠手续也于是年的11月6日完成。当时故宫为潘家颁发了捐献证书和一万元奖金,但他们拒绝收钱,几番来回之后,故宫还是派人将钱送到了潘家。就是这国宝,曾在1999年故宫博物院入藏文物精品大展中引起轰动。潘母的一个决定,让一件国宝级文物就这样永远留在了故宫,让世人得以瞻仰。

  令梁金生感动的,也正是这种没有杂念、不慕财富的捐赠者。潘母捐赠的时候,距离“文革”结束已近十年,当时政策也允许个人收藏文物。试想一下,这国宝级的文物如果在市场上交易,价值会怎样?新时代

  1992年,对中国收藏市场来说,是一个新纪元。这一年,一场由北京市政府组织的文物拍卖会开幕,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改变了文物模糊和自我否定的身份的标志性事件。此后,拍卖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日渐红火。

  然而,当文物价值通过拍卖等形式逐渐得到承认的时候,却直接带来了两个后果:文物价格的上涨速度超出想像;个人捐赠的数量越来越少。让梁金生体会尤为深刻的,则是征集文物难度的日渐加大,捐赠人数的日趋减少,以及捐赠物品质量的相对下降。

  1995年,梁金生代表故宫竞拍宋代张先的《十咏图》,600万起价的一幅画,经过多轮举牌,最后以1800万的高价,将这件国宝留在了故宫。“当时如果不是因为代表故宫,可能还会有人举牌,因为知道我是代表故宫竞拍,所以旁边的人当时都在喊‘就给故宫吧’,这样后来才没有人举牌。”想起这段往事,梁金生至今还颇为感慨。

  此后,梁金生经手回购的藏品还有1996年沈周的《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》和2003年的隋人书《出师颂》,二者分别以600万元和2300万元的价格成交。

  然而,作为一个由国家拨款的事业单位,故宫却常受制于经费,许多曾经从故宫流失的文物,也不能放开了去竞拍。

  而征集经费,虽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万元增加到1000万元左右,但对于回购征集已经被市场热炒成天价的故宫旧藏,依旧是杯水车薪。与此同时,被炒高的市场价格,也让一部分收藏者欣喜异常,一定程度上也在抵消收藏者的捐赠可能。

  以价值为衡量准则的商业社会,使过去七十余年里的捐赠文物高潮,仿佛有着一股戛然而止的迹象。

  “那么,在商品社会,捐赠会不会就此中断?”我有些担忧,梁金生说不会,大的藏家在晚年大多数都会选择将藏品奉献给国家。对于文物,这是最好的保护方式,也是文化的最佳传承方式。不过,梁金生也承认,“如今捐赠者的确是越来越少”。

  回看故宫及中国70余年文物捐赠史,张伯驹的几句话可谓最好的注脚:

  “予生逢离乱,恨少读书,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,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,人或有訾笑焉,不悔!”

  “予所收蓄,不必终予身,为予有,但使永存吾土,世传有绪,则是予所愿也!今还珠于民,乃终吾夙愿!”

  章诒和在其著作中曾厘清了一个错误认识,即在收藏从单纯爱好变成一夜致富的行当之后,人们关注张伯驹的价值,往往是停留在他献宝行为的本身。章诒和认为,富贵一生、清平一生的张伯驹,演示的是一个“人”的主题,一个中国文人的模样和心情。也正因如此,张伯驹一代的群像,才让后人难以望其项背。

  往者已矣,在颇为复杂的当今社会,或许世间再无张伯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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