栏目: 艺术人生     |      作者:薛元明

  其次,在习惯性的观念中,书画家办展,多半是带有一种喜庆成分——除了特殊指定的主题而外,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展览,在所难免。突然一下子涌现出这么多微信展,加剧了某种喜剧效果。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解中,喜剧的来源首先是出于低级的“模仿”。也许第一个办“抗疫”展的,会有正面的宣传效果,然而,不计其数的微信展竞相登场,便有了炒作的意味,况且也不能完全排除个别有炒作居心的人,企图“刷存在感”。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,这次疫情具有一定传染性,不便公开集中展示,加上微信的便利和成本低廉,故而展览不绝如缕。试想一下,如果没有传染性因素,没有这么多自媒体,而是另外一种灾害,人员可以公开集中,难道书画家都能去办展?显然不合时宜。

  再次,精神鼓励当然重要,可以体现某种豪情和决心,但物质援助同样重要。两者皆不可缺,后者可以解决实际问题,因为时间不等人,时间就是生命。

  有鉴于此,微信展这种形式应该有一个合理的“度”。所谓的“度”,就是在合适的位置上找到合适的时机和合适的形式做合适的事。不能不说,目前普天盖地的微信书画展,已经过多地占用了的信息资源,无助于对疫情的发布和关注。

  一个是时机。如前所述,主要是治病救人,需要物资。

  一个是形式。对于书画家来说,最便捷的形式就是书画义卖,捐助款物。

  值得称赞的是,有一些个人,美术馆和地方书协,已经在捐款捐物。各级书协应该组织发动,保证有序地进行。通过义卖作品来筹款,通过正当途径来实施。名家应该带好头。记得去年底,有人针对“巨额奖金”大放厥词,认为五十万的奖金和明星出场费相比并不算多。这句话如果放到现在,就很明确了,权利和义务、责任应该是对称的,如果能在捐款时也以此为标准,则更让人口服心服。这并不是强求,而是说到公众人物之时偶然想到,最主要的是,每个人只要尽心尽责即可。

  通过书画家面对此次疫情的做法,本质上反映出一个问题——如何有效地介入社会公共生活?既然是介入社会公共生活,可以分为两个方面:一是必须介入,长期以来书画家给人的印象就是,平时经常办展,自娱自乐,春节时突击写点春联,和大众互动,如此而已,留给社会的主要印象,更多像是大玩家,羡风雅、爱谈润格。书画家真正介入社会公共生活,可以有效塑造彼此的精神世界,改变一些看法上的误区。二是如何介入,既然是介入,肯定是双方的,就存在接受方式的问题。如果不能充分考虑这一点,很可能变成一厢情愿,不合时宜,不是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,或者说常见的方式甚至是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合理的。

  近代以来,书画家就有赈灾义卖的优良传统。每当灾难来临,书画家通过半办展义卖来筹款,这一点以“海派”最为典型。历史地看,海派书画是在一种社会转型、政治变革、都市发展和经济开放的综合因素下发展起来的。这其中,经济结构的市场化运作、商品化推介起到了重要的杠杆作用。海派书画家作为一个社会群体,对于现实的关注和对于民生的关爱,乃至对于灾难的关切,已经从群体意识上升到一种群体实际行动,并从一时一事的参与到日常规范的长期投入,从而组织筹建了专门的协会,使之纳入常规的运作机制,并在策划和实施上使之契约化,在操作推行中实行制度化,这是一种带有现代理念的社会性进步和历史性提升。毫无疑问,这是书画家的责任,也是一种情怀。既适合名家,也适合普通书画家,尤其是后者。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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